三十年前的五四運動，是以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革命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統一戰線為基礎，而以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為領導骨幹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這是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曾以首要的地位刊登《關於歐戰的演說三篇》﹔其第一篇就是中國偉大的共產主義者李大釗同志的演說，題目是《庶民的勝利》。在這三篇演說之後，緊接著的是李大釗同志寫的另一篇重要論文，題目是《佈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這兩篇文章影響極大，並使當時的反動統治階級為之驚慌失措，下令逮捕《新青年》的編輯人陳獨秀。這兩篇文章，代表瞭當時中國共產主義者對於中國問題和世界問題的基本立場和基本觀點。
李大釗同志在《庶民的勝利》的演說中指出：“歐洲的戰爭是“大……主義”（註：文中曾列舉大日耳曼主義、大亞細亞主義等）與民主主義的戰爭﹔我們國內的戰爭，也是“大……主義”（註：文中曾列舉大北方主義、大西南主義等）與民主主義的戰爭”。他分析“這回戰爭的真因，乃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就是說，由於“資本傢的政府，想靠著大戰……為自己國內資本傢一階級謀利益”，因此引起瞭“俄、德等國內勞工……起瞭社會革命，防遏這資本傢政府的戰爭”。他指出“民主主義戰勝，就是庶民的勝利”﹔“勞工主義戰勝，也是庶民的勝利”。李大釗同志是以“民主主義的戰爭”和“庶民的勝利”來表達中國共產主義者對於人民民主革命的早期的思想。
在“佈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一文中，他進一步指明“對於德國軍國主義的勝利”，“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佈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是赤旗的勝利，是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是二十世紀新潮流的勝利”。他介紹俄國佈爾什維克黨的主義，“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他們的目的，在於把現在為社會主義的障礙的國傢界限打破，把資本傢獨佔利益的生產制度打破”。“戰爭固為他們所反對，但是他們也不恐怕戰爭”。“他們的戰爭是階級戰爭，是合世界無產庶民對於世界資本傢的戰爭”。“他們將要聯合世界的無產庶民，拿他們最強的抵抗力，創造一個自由鄉土。”
李大釗同志在這篇文章的末段，分析當時世界各國革命高潮的形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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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奧革命，德國革命，勃牙利（註：即保加利亞）革命﹔最近荷蘭、瑞典、西班牙也有革命社會黨奮起的風謠。……像這般滔滔滾滾的潮流，實非現在資本傢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為二十世紀的群眾運動，是合世界人類全體為一大群眾。……在這世界的群眾運動的中間，歷史上殘餘的東西，什麼皇帝咧、貴族咧、軍閥咧、官僚咧、軍國主義咧、資本主義咧，——凡可障阻這新運動的進路的，必挾雷霆萬鈞的力量摧滅他們。他們遇見這種不可當的潮流，都像枯黃的樹葉遇見凜冽的秋風一般，一個一個的飛落在地。……人道的警鐘響瞭！自由的曙光現瞭！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俄國的革命，不過是使天下驚秋的一片桐葉罷瞭。佈爾什維克主義這個字，雖為俄人所創造﹔但是他的精神，卻是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精神。所以佈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就是二十世紀世界人類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新精神的勝利！”這是作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開端的五四運動前夜，具有最鮮明的政治指導性的文獻。中國革命從資產階級的舊民主主義的性質，變為無產階級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這個重大的歷史的轉變，在李大釗同志的文章中已經有瞭基本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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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聯結起來，這是一個新的時代。正如列寧在十月革命前發表的“論帝國主義的經濟主義”一文中所說的：“社會革命的發生，不能不是把先進國度內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和不發展的、落後的與被壓迫的民族中一整串民主的和革命的運動（民族解放運動也在內）聯結起來的一個時代”。斯大林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六日在真理報上發表的“十月革命與民族問題”一文中也說過：“十月革命結束瞭舊的資產階級的民族解放運動，而開辟瞭一個被壓迫民族工人和農民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新紀元。這一運動的鋒芒，是在於反對一切的壓迫（民族壓迫也在內），反對自己的與異族的資產階級的政權，反對一般帝國主義”。“十月革命乃是世界上的第一次革命。它打破瞭東方被壓迫民族勞動群眾的長期沉睡，把他們卷入在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鬥爭中瞭。”
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所說，“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就是指的這種情形。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對於中國人民和中國革命的影響，顯然是極為深刻的。歐戰期間，中國資本主義的產業得到瞭一個發展的機會。一九一四年歐戰開始的時候，中國新式的企業隻有二四二傢﹔一九一八年歐戰結束時增至三四二傢。雖然增加不到三分之一，但是，這對於中國的民族資本卻有著重大的意義。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也隨著這個發展的比例而更加增長瞭。以俄國十月革命為標志的世界革命運動，更指示瞭中國人民解放的新道路。中國共產主義者又已經發出瞭“民主主義戰爭”和“庶民勝利”的號召。就在這個時候，中國北洋軍閥政府的外交，在帝國主義所把持的巴黎和會上徹底失敗的消息傳來瞭。它立即激起瞭中國人民極大的憤怒。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就像火山一樣爆發瞭。
運動最初的具體目標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分贓會議和秘密外交﹔是要求取消日本帝國主義和袁世凱賣國政府所訂立的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是反對巴黎和會將德帝國主義在中國山東的一切特權及財產全部讓渡於日本帝國主義﹔是反對親日派控制的北洋軍閥賣國政府。從五月四日開始的北京學生的大示威，痛打賣國賊，抵抗北洋軍閥賣國政府軍警的鎮壓，實行總罷課，而迅速發展到六月三日以後上海、天津、武漢及其他各地工人、學生、廠主、商人的紛紛罷工、罷課、罷市和禁止日貨的廣泛的群眾運動，這是中國人民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政治鬥爭，難道還不明顯嗎？
當時的政治指導刊物是《每周評論》。在該刊第二十二期上，李大釗同志發表瞭一篇評論，題目是“秘密外交與強盜世界”。他指出要有“民族自決、世界改造的精神”，要“把這強盜世界推翻”。他提出瞭“三大信誓”，即是“改造強盜世界！不認秘密外交！實行民族自決！”接著在“每周評論”第二十三期上，另一位作者以“五四運動的精神”為題，繼續闡述瞭李大釗同志的觀點，說明“這次運動，是民族自決的精神”。他強調地說：“我們中國人，外受強國的壓制，內受暴力的壓制，已經奄奄無生氣瞭。當這解放時代不能自決，還待何時？！”這些都証明瞭五四運動是很明確地以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為指導的政治運動。
參加五四運動的，最初隻有愛國的知識分子﹔六月三日以後，就有廣大的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參加。這個運動是以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革命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統一戰線為基礎，而以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為領導的骨幹。這不但是歷史所証明瞭的結論，而且是當年參加五四運動的人們所早已承認的事實。請看胡適之自己的剖白吧：
“一九一七年（民六）七月，我回國時……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我的朋友陳獨秀、李守常等發起每周評論，那是一個談政治的報，但我在每周評論做的文字，總不過是小說文藝一類，不曾談過政治。”（胡適文存二集《我的歧路》）
這就很明白瞭。作為五四運動的右翼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胡適，對於現實的政治，對於人民大眾的革命運動是那樣害怕、消極、動搖，而站得遠遠的，站在“歧路”上。“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恰恰証明瞭他對於這個革命運動，不但是不敢領導和不能領導，而且最初簡直是不敢參加的。隻有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發起每周評論，談政治，才是在這個革命運動中被公認的實際領導者。
但是，不管胡適之等怎樣躲避政治，而政治卻要找到他們的頭上﹔人民大眾的革命運動，逼使他們不能不表示態度。因此，當著五四運動突破瞭知識分子的圈子，擴大成為全國范圍的革命運動的時候，即在六月三日以後，以胡適之為代表的右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政治面目，就暴露出來瞭。胡適之在上述文章中接著說：“直到一九一九年六月中，獨秀被捕，我接辦每周評論，方才有不能不談政治的感覺”。但他卻指責當時“國內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談基爾特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社會主義，高談階級戰爭與贏餘價值”。他說：“我看不過瞭，忍不住瞭，因為我是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所以發憤要想談政治。我等候瞭兩年零八個月，中國的輿論，仍然使我大失望”。於是，他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日的每周評論第三十一期上寫瞭一篇“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文章，譏諷一切“談主義”的都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他所認為是“火燒眉毛的緊急問題”，乃是“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權限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等等。而對於這一切社會問題，他是不主張“根本解決”的。他認為“根本解決”即是“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這是因為胡適之自己抱著一個庸俗的“實驗主義”，代表著軟弱的資產階級，主張“一點一滴的改良”主義。
為瞭駁斥胡適之的謬論，李大釗同志從昌黎五峰寄給胡適之一封公開信，這封信發表於同年八月十七日每周評論第三十五期。他指出“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靠著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才有解決的希望”，“不然，你盡管研究你的社會問題，社會上多數人卻一點不發生關系，那個社會問題，仍然沒有解決的希望”。“所以我們的社會運動，一方面要研究實際問題，一方面要宣傳理想的主義，這是交相為用的”。“不能因為安福派也來講社會主義，就停止瞭我們正義的宣傳。因為有瞭假冒牌號的人，我們愈發應該宣傳我們的主義，並研究種種問題，本著主義去做實際的運動”。“必須有一個根本的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具體問題都解決瞭的希望”。“而在根本解決以前，還須有相當的準備活動”。在這封信上，李大釗同志針對五四運動的弱點，大聲疾呼要做“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
這就是五四運動後期統一戰線內部分化的開始。每周評論停止發行瞭。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深入到工人、農民群眾的鬥爭中去﹔而胡適之等人則日益走入“歧路”瞭。
正因為五四運動是由共產主義者在政治上思想上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偉大革命運動，因此，它才能夠同時成為一個徹底的反封建文化的運動。當年最勇猛地打倒孔傢店、提倡文學革命、擁護民主和科學的仍然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而不是別人。這同樣是早已被公認的事實，而且我們也無妨同樣引用胡適之的話來作証明。他說：
“文學革命的主張，起初隻是幾個私人的討論。到民國六年一月，方才正式在雜志上發表。第一篇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還是很和平的討論。胡適對於文學的態度，始終隻是一個歷史進化的態度。後來他的《歷史的文學觀念論》說的更詳細。胡適自己常說：“他的歷史癖太深，故不配做革命的事業。”文學革命的進行，最重要的急先鋒是陳獨秀。陳獨秀接著《文學改良芻議》之後，發表瞭一篇《文學革命論》，正式舉起文學革命的旗子。”（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
很顯然的，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之類的文章和所謂“八不”之類的“主義”，充其量不過是“很和平的討論”，是“歷史進化的態度”，即“一點一滴的改良”，即庸俗的“實驗主義”。正因為這樣，胡適在文學上的淺薄的主張，決不足以說明五四以後的中國新文學的進步內容。
現在歷史已經作瞭定論，像胡適之流，不但“不配做革命的事業”，而且已經從他的“歧路”走到死路瞭。隻有始終一貫地忠於人民民主革命事業的中國共產主義者，才是真正的革命領導者﹔為這個偉大的革命事業而光榮死難的先烈是永垂不朽的！
一九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人民日報》1950年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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